乾坤万物生于宇宙，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其中还有重要的一环，就是天象学对其的影响。
国学文化学者刘宝金老师，对天象学的研究有独特的见解，他讲解得易学配合天文、生活、科学通俗的解释万物发展的规律和命理问题，他认为，生活当中，要善于感悟生活，热爱生活，学易要注重基础，务实，他创作的“三维一体”学易理论让众多学易爱好者受益匪浅，效果显著。“三维一体”理论是指八字（四柱）、奇门遁甲（六爻，六壬等）、阴阳风水相结合的学习方法，这三者必须要融会贯通才能真正的了解易经，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命理师，不会预测的风水先生肯定是不懂易经的，是不科学的，一人一命，一块风水宝地不一定适合所有人，适合你的就是好的风水，也就是说风水要和当事人的命局相辅相成才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达到最佳效果。风水其实就是借东风，故宫的风水确实好，但是不适合所有人。
天象占星术，亦称星象学，是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尤其是太阳系内的行星的位置）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和行为的系统。
它是原始占卜术士观测天体，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各种变化后，作出解释，来预测人世间的各种事物。占星术士认为，天体，尤其是行星和星座，都以某种因果性或非偶然性的方式预示人间万物的变化。它试图利用人的出生地、出生时间和天体的位置来解释人的性格和命运。
占星术中的星体是指宇宙中无意识的客观存在与主观映像，分别对应实星与虚星。实星又分为主要实星与次要实星：主要实星对于目前的太阳系来说共有十六颗，是指太阳、月亮、七大行星（地球除外）及七矮行星（卡戎除外）；次要实星是指智神星、女凯龙星等小行星。虚星也分为主要虚星与次要虚星：主要虚星一般来说有六颗，是指月亮轨道与太阳轨道的两个交点（南交点☋、北交点☊）以及后天白羊宫宫首（上升点）、后天巨蟹宫宫首（天底点，又叫下中天）、后天天秤宫宫首（下降点）、后天摩羯宫宫首（天顶点，又叫中天）；次要虚星是指其余十二个后天十六宫宫首。一般星体专指实星。
占星术中的相位是指以地球为顶点，以其它任意两颗星体（包括虚星）至顶点的连线为边所形成的容许度小于7.5°或8°的角。相位本身没有吉凶之分，而星体却有吉凶之别，因此相位的吉凶是由星体的吉凶而定。
合相、16分之3相、4分相、16分之5相、2分相，为五个主要相位，又叫托勒密相位。16分相、16分之3相、16分之5相、16分之7相，在容许度范围内正是传统的12分相（30°）、6合相（60°）、3合相（120°）、12分之5相（150°）。
占星术中的宫位是指将黄道平均划分后的十六块天区，分为先天十六宫（通常于星图外圈以逆时针方向排列）与后天十六宫（通常于星图内圈以逆时针方向排列）。不使用任何分宫制时，先天十六宫与后天十六宫的作用是等效的。一般宫位专指后天十六宫。
与第一宫成主要相位的宫位就是吉宫，成次要相位的宫位就是凶宫。
中国古人研究人，不是就人而论人，而是把人置于宇宙天地这个大系统中，把人做为自然之子加以研究，这就是“天人合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石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古代四大天文学家之一）在对自然天象的研究中，发现人与自然在本质上完全相同，于是将对自然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对人及人类社会的研究之中，创立了早期的占星术，著有《天文》8卷，西汉以后此书被尊为《石氏星经》。石申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是他与甘德所测定并精密记录下的黄道附近恒星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相传他所测定的恒星，有138座，共880颗。月球背面的环形山，因为石申对天文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以其名命名。
占星学
占星学
占星术是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尤其是太阳系内的行星的位置）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和行为的系统。它试图利用人的出生地、出生时间和天体的位置来解释人的性格和命运。世界上各个文化有非常不同的占星术体系和理论。占星术士之间对占星术的使用范围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些占星术士认为占星术可以客观地预言将来可以被验证的事件，也有的占星术士认为占星术的解释只是趋向性的，它并不能做预言。
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中，人们都曾经或至今仍然相信天文现象对人有影响。按照占星术的观点，黄道十二宫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十二宫平均分配在一年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出生日期都可以归入某一星座，就像中国传统的以12年为周期的十二属相一样，而每一星座的人都有其特定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就会导致他特定的命运和未来，这构成了占星术的主要内容。
浩瀚宇宙，我们生活的地球只是宇宙银河系太阳系中的一个小星球。在银河系中，太阳只是千亿颗恒星中的一颗星球。在太阳系中有“九大行星”的说法，这里所谓的“行星”，就是指围绕太阳这颗恒星运转的星球，按照离太阳的距离由近到远排列，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后剔除，成为八大行星）。而月球呢，是太阳系中质量最大的卫星；卫星是环绕行星运转的星球。
只要记住太阳是恒星，月球是卫星，另外还有金木水火土、及地球等是行星就可以了。所谓的“恒星、卫星、行星”按照文字意思理解就行。这是现在的天文观，但是从我国古代的天文知识来讲解的话，于此相对应的概念应该就是“七政四余”所代表的十一星曜——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为七曜，另外就是罗睺星、计都星、紫气星、月孛星。
我们知道，由于日月和地球之间的运行，形成昼夜，古人通过对它们之间运行规律的观察，制定出了太阳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和太阴历（月亮围绕地球自转一周）。而“金木水火土”五星的命名，其实是和古代的“五行方位”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它们并不能代表各自星球的属性，如木星是“气态行星”，主要由氢、氦两种元素组成。这样的话，其中占据约75%的氢气是可燃的，按属性似乎叫“火星”更贴切。
我们知道，在古代星象学中，把星空进行了划分，就是“三垣二十八星宿”。正中是永恒不动的北极星，环绕其周围的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等，组成了“紫微垣”。紫微垣东北方向是太微垣，东南方是天市垣。在三垣四周分布的就是二十八星宿，按四方划分，每一方七宿组成一种动物的图案，就是四象（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之所以称为宿，因为二十八星宿环绕在星空四周，很像星空中行星在运行过程中的栖宿的场所，因此才有“宿”之称。
有了方位，再加上古代的五行学说，这就有了对应概念的提出。就把人们所能看到的几大行星加以命名，这就有了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之名（从下图按，地球在金星和火星之间）。如对“土星”的命名，按照古人的观测，其中有一颗行星，在能看到的行星中移动运转速度最慢，按照二十八星宿划分，每一年会坐镇一个星宿，正好二十八年一个循环回到原位置，因此称其为“镇星”。其运行特性，极其符合五行方位对应中的“中央土”，因此才有“土星”的称谓。
再如“火星”，这颗星运行到南方朱雀之位时，颜色呈赤色，我国正是盛夏之时，南方在五行中对应火，因此这颗星便为“火星”。其他如“木星”，通过观测其十二年运行一圈，对应了天干地支纪年，古人便称其为“岁星”，也就是民间说的“岁在甲子”一类的来历。这颗星运行到东方青龙之位，其光影呈现青，正合五行之木，由此得名。金星、水星暂不赘述了。
日月五星这“七政”说完了，最后咱们说说“四余”。所谓的四余，其实是四颗“虚星”。它们本不是星曜，正如“余”这个字的意思，它们其实是五星中某几个星曜的“余气”。如月孛星，北方水星之余气；罗喉星，南方火之余气；计都星，也当作是水星之余气；紫气星，东方木星之余气。之所以把“余气”看成“星曜”，可以理解为行星运行过后的形成的氤氲之气反射的余光。但在古印度天文学中，对于四余不是这样定义，认为月孛星是月球距离地球最远的点；紫气星是月球距离地球最远的点；罗喉星是黄道和白道的降交点，称“天首星”；计都星黄道和白道的升交点，称“地尾星”。（我们知道黄道和白道是为了研究天体运行，人为给确定的，并不是真实的物体，那所谓的交点，也当作是概念里存在的吧）。
由九曜到神仙体系中的九曜星君，即太阳星君、太阴星君、金德星君、木德星君、水德星君、火德星君、土德星君、罗睺星君、计都星君。加上月孛星君、紫气星君就是十一曜星君。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大部分中国人，都能熟练背出这首《二十四节气歌》。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人用农历定下的24节气，跟公历对应的未免也有点太巧了……
比如，每年的立春差不多都在公历2月4号，清明是4月5号，夏至是6月21号……就算对应的日期有一定波动，也不会差超过2天。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在遥远年代，爱看天的并非只有中国古人，全世界先民们都爱看天。只不过，有人更爱看阳光闪耀的白天，有人则更爱看月光皎洁的夜晚。也由此产生了两种较为常见的历法：太阳历和月亮历。
所谓太阳历，就是根据太阳的变化定义时间。
即，不管月亮怎么跑，只看太阳。定义太阳变化的周期（地球绕太阳公转）为1年，然后，再将这1年分为12个月。
现在世界通行的公历——西方的“格里高利历”，就是太阳历，我们中国人习惯称它为“阳历”。
同理，月亮历则根据月亮的变化定义时间。
即，不管太阳，只看月亮，定义月亮每经历一次从圆到缺的循环为1月，然后规定月亮的12次圆缺循环为1年。在中国古代，人们曾把月亮叫做“太阴”，因此月亮历也被我们称为“阴历”。
据专家推测，我国古代一开始使用的是月亮盈亏更好观察的月亮历（阴历）。古人常根据阴历来预测潮汐，这对当时的航海和渔业有很大的帮助。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问题……
如果只看月亮的话，1年12个月，12次月亮圆缺循环，只有354天多一点。也就是说，月亮历的一年比太阳变化周期（365天左右），差了大概11天。
千万不要小看这11天，日积月累下，这不小的差值将最终导致一个结果——根据日期无法判断对应的季节气候。比如，同样是阴历1月，但有的年份可能是盛夏，有的年份可能是冬天，也有可能是春天、秋天。
想想看，靠种地养活自己的古代人，费尽心思观天纪年究竟为了什么？很大程度上——为了掌握季节气候的变化规律，方便种地！
假如日期无法反映季节变化，每隔几年，相同月份的温度、气候就千差万别。那么前人写下的种地攻略，对后人还有没有指导作用？显然，没有。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于是，机智的古人在原有阴历的基础上，补充了太阳的变化。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便渐渐形成了……
相传有一个巨人叫夸父，他立志追赶太阳，于是朝着日落的方向奔跑，半道渴死，手杖掉在地上，便化作一片桃林。这便是我国最早的神话之一，“夸父逐日”。但经过考究，部分学者认为这位追逐太阳的巨人，很可能是上古时期的一位天文学家，他不是在孜孜不倦地追逐太阳，而是在观测日影；他手里的木棍不是手杖，而是一种叫“表”的用来辨认时辰和方向的天文观测工具。
壮丽神话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于苍穹的探索从未停止，先民始终在试图拉近与宇宙星空的联系。这是一种本能的好奇，还是出于现实的需求？
我们为什么仰望苍穹？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查阅资料，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沿着古人的足迹穿越中华大地，在不同的地点观察天空中日月星辰的运动。2020“寰行中国”别克·中国文化之旅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穿越山川和古今，观测太阳与星空。
《三联生活周刊》X 别克·寰行中国系列专题内容「仰望苍穹，智行千里」将溯源华夏先民宇宙观的形成与变迁，梳理当代中国航天的前沿成就，探索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飞天梦想的实践。
我们溯源了中国人如何通过仰望苍穹确定时间、制定历法，把“天”告诉我们的，编制成精妙的时间之网。我们将进一步与“天”交流，探究华夏民族如何把苍穹变成人间的镜子，让星空和人世相互影响，并把这种对天空的构想实践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构建中，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独特历史背景。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后汉书》中的这几十个字，记载的是公元185年12月7日，中国天文学家们所观测到的一次罕见的天文学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观测到的第一颗超新星SN 185。这次发生在圆规座和半人马座之间，靠近南门二附近的超新星可见时间大约有两年。现代的天文学家仍然能在这个位置上发现一个明显的射电源。
每个时代的小孩子都难免对星空感到着迷，但中国古人却相信，“天象”是主宰着人们生活的神秘力量。星星出现的任何变化都可能让古人感到紧张。这次中国古人对于超新星SN 185的观测，也在当时的宫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01中国古代
对超新星的观测和研究。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人已经不再对超新星爆发这种可以理解的宇宙学现象感到吃惊。但在1800多年前的古代社会，还处于汉朝的古代中国人对于这次异常的天象变动感到尤为紧张。这是源于中国人对于“天”和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联系的一种特殊认知。
天象的变化往往对应着人世间的变动，而这又与政治和宫廷典章紧密相关。因此，中国古人尤为勤劳地观测天象，记录其中每一个不寻常的变动。在中国的古籍中记载的超新星爆发不止SN 185一次。
超新星是恒星的一个特殊阶段。从现代天文学理论可知，一些恒星在接近生命终点时会发生剧烈爆发，这种爆炸极其明亮，经常能够照亮其所在的整个星系，并且可能持续几周至几个月，甚至几年才会逐渐衰减。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观测星空，会发现一颗星星的亮度发生极大增长，看起来像是某个地方忽然出现了一颗新的星星，他们不了解这是怎样产生的，从汉代起就把超新星称为“客星”，意思是把这种忽然出现又消失的天体看做天空中的客人。
《御制天元玉历祥异赋》中客星的几种形式
中国古代的星占著作中曾将客星分为五大类，分别是周伯、老子、王蓬絮、国皇、温星。
宋真宗景德三年，即公元1006年，5月1日凌晨，司天监发现一颗“客星”。其亮度之高，居然使人们在白天都能看得到，而在晚上则甚至可以借助它的光芒读书。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三个月之久，这是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的最亮的超新星。
这颗在天空中突然出现的明亮星星让古人们有些不知所措。司天监在第一时间就记录下了这个天象，但司天监丞周克明从5月1号拖到了5月30日，才向宋真宗正式报告了这个天象。根据史料记载，客星出现后，最初的占卜结果显示它是“国皇妖星”，它的出现预示着“兵凶之兆”，以至于京城内外都弥漫着不安的气氛。
此时，宋真宗刚刚同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和约，很担心再发生战争。司天监里没有人敢把这个结果上报，但小道消息已经传得“中外之人”都知道了，司天监首长周克明正在南方出差，在归途中通过小道消息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出身历算世家的周克明一回到京城，就否定了原先的占卜结果，上报表示，按照荆州的占法，这颗星星正是《黄帝占》中所称的“大而色黄，煌煌然”的客星之中的一种——周伯星。星占中有“国欲昌，周伯黄光”的说法，也就是说这颗黄色而璀璨的亮星是一颗吉祥的星，预示着国家的繁荣昌盛。宋真宗果然十分高兴，并提拔了周克明。《御制天元玉历祥异赋》中的“周伯星占”
宋史记载，这颗客星后来被列入了“景星”一栏，意思是出现于有道之国的星星。这个异象，在周克明的变通下，就这样从“妖星”变成了“景星”，有天体物理学家点评说，中国古籍中的天象记载可信度高，但有关颜色的记载要谨慎，因为星色往往是决定占卜的重要因素，“‘颜色’记录，与其说是星的颜色，不如说更多是占星家对世事的察言观色。这也是占星术的精髓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天文学在古代是一种“解码”的工作，目的不是将其作为科学研究，探求天象变化背后的客观规律，而是试图把天象的变化纳入一种系统的哲学体系中。《宋史·天文志》景星记载
02作为政治工具的古代天文
“天”是神秘的。正是因为其神秘，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也是人格化和政治化的。
传说中，天地之间原本是相通的，人人都可以通天，人神相安无事，但后来蚩尤下到地上，兴风作浪，为祸人间。颛顼就让“重”和“黎”两个巨人把天和地分开，只留下一棵叫“建木”的参天大树，作为唯一一条人世与天界之间的交流渠道。
这个“绝地天通”的神话体现在现实中，代表着天文学开始逐渐被官方垄断，只有地上的王才能以全民代表的名义拥有与“天”直接交流的特权。
与天交流的手段有很多种，通过观测天象而确定历法，是沟通天地的最重要的标志。《论语》记载，帝尧禅位给舜的时候，嘱咐他“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意思是天时和历法必须由你亲自来掌握，你要好好地把握住你手中的这个圭表（一种天文学仪器）。毕竟，在农业社会，观象授时的准确与否，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进而影响着民众的命运。在古人看来，谁掌握了天文学这种“通天”的手段，谁就获得了统治的资格。
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的圭表。圭表是中国古代根据日影长度变化测定季节、划分四季和推算历法的工具。圭表由「圭」和「表」组成，表是一根垂直立于地面的杆或柱；圭是地面一根垂直于立杆或立柱的水平标尺，指向正北。
在商代，君王就是最大的巫师，他成为了“人”和“天”之间唯一的交流渠道，祭祀和问卜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这种沟通天地的原始巫术孕育出了天文历法之学，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运行机制的关键。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取代了商，继承了商这一套敬天的文化和“天命”中心的权威。周人从对“天”的崇拜中发展出了一种“天命观”。在他们的想法里，“天”是统领万物的存在，同时“天惟德是辅”，所以君主是因为有德行而被“天”任命来统治大地的，代表了“天命”的意志，这就是“受命于天”的由来。
为了让“天命”青睐自己，商周时代，君主都通过独占祭天和观天的权力达到目的，自己兼任着王和大祭司。随着这两个职业越来越专业化，君主便把解释天象的权力交给了专门的学者，而自己按照“天”的意思建设社会秩序，并带头遵守，以保持自己与“天”的紧密联系。
早期版本的“天人合一”由此成形。作为“天”的代言人，“天子”的兴衰成败也会反映到天空上，反之，如果一个皇帝发生什么大事，天象却没有对应的变化，那么就说明“真命天子”另有其人。这意味着统治者们需要从天象与人世间的对应关系中寻找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古代的观星者们也就自然地将人类社会和天象进行一一对应，对星辰进行区分和归类。
中国古人通过对天文星象的长期观测，最晚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归纳出了“二十八星宿”。二十八星宿将天球上黄道和天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座归为不同的种类，作为进行天文学观测的基础，并且将不同的星宿与社会结构，占卜，动物等元素联系起来。而将某些区域内的恒星划分到一起形成组合，叫做星官。这种分类组合的方式，可以说是天文观测和政治需要的一种混合。司马迁在《史记》中单列了一篇《天官书》，是现存的最早对星官进行体系化描述的作品，他将全天星空的结构比拟为地面上的人类社会和历史机构，星座名称就如政府机构中的各种官名。从太子到厨子，从朝堂到战场，从菜市场到水坝……地上王国、山川百物、人间百业都被搬上了天际，甚至连厕所等都留有一席之地。
各个星官与地上的事物一一对应，古人几乎是按人间的模样在天上复制了一个世界，然后，再反过来从天象的变动来解读人间的变化。当发现某颗星出现明暗变化，便是预示了社会运行中将要出现某种问题。《三国演义》中，司马懿抬头看到星落秋风五丈原，便知道孔明归天了，就是这个道理。
南北朝时期（公元534年），火星运行到了二十八宿的南斗宿区域，并且停留了两个月。火星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荧惑”，象征着凶险。当时已经70多岁的梁武帝很注重观察和积累天象，他想起当时流传的一个歌谣“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于是赶紧把靴子脱掉，绕着宫殿走了一圈。走完了之后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梁武帝很疑惑。过了不久，边关传来消息，说北朝北魏的最后一个皇帝投降了北边的蛮夷，北朝灭亡了。梁武帝恍然大悟，又有点不服气，讪讪地说：“难道鞑虏也上应天象吗？”虽然“天子下殿走”不是什么好事，但这让向来以正统天子自居的梁武帝心有不甘。
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汉武帝时期，著名经学家和思想家董仲舒曾出于政治目的，整合了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天命论等思想，把天进一步人格化，提出了“天人感应”——即是说天子是上天选择的，不仅天上的星辰与人世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而且代表着“天意”，天的喜怒也与天子的行为好坏直接相关，并通过天上的不同异象表现出来，使天文体系直接为皇权服务。
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天文也就具有格外特殊的政治意义。在尤其重视天人感应的汉代，天文成为了一种合理的，也经常被利用的政治手段。皇帝利用天文来铲除大臣，大臣则通过天文的变化“挟天意，裹天威”向皇帝进言，以达到政治目的。而后这种手段也就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
03被天文影响的中国社会文化
“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华夏民族的基因。虽然古人把地上的人间投射到“天”上，但“天”不止是人间的缩影，它同时也持续影响着古代社会的文化、习俗，甚至连国家的形式，都是古人们按照对“天”的理解而建造的。比如紫微垣是天帝居住的宫殿，而它的得名是因为在这个星宫中有一颗“紫微星”，即北极星，它被认为是一颗永恒不移的星，是皇帝的象征，所以皇帝的居所才被叫做“紫禁城”。
《礼记》中，还有所谓“月令”思想，也就是按照天文历法规定的时间节点做相应的事情，从气候到物侯，从音律到历数，从动物到鬼神，从礼仪到祭祀，统统根据天象确定了。皇帝和百姓都需要按照历法上的“天命”行事。这样，天下就可以大治。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还有到了相应的节气该吃什么食物的讲究，这也受到了“天人合一”的影响。
北京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也是现存中国古代规模最大、伦理等级最高的祭祀建筑群。
仔细推敲，我们的节日和习俗中，也可以找出“天”的蛛丝马迹。中秋节正是从皇帝对于月亮的祭祀而来。古代帝王有“朝日夕月”的礼制——春分和中秋是两个重要的祭祀节日。东吴史学家韦昭注释道：“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拜日于东门之外，然则夕月在西门之外也。”
这种由中国古人最初的月亮崇拜而形成的皇家祭祀，又逐渐由祭月活动而演化成了民俗——到了宋代，“八月十五中秋节”终于正式成为了一个节日。在这一天阖家团聚，一同赏月。才留下了苏东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名句。
民间还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谚语，它可以追溯到在二十八星宿中的东方苍龙（由在东方的七个宿构成，它被人们想象为一条南北伸展的巨龙），指春天农耕开始之际，东方苍龙的星宿开始自东方夜空升起，此时整个龙身尚隐藏在地平线以下，在龙首位置的明亮的大角星从东边的地平线露出来，所以被称为“龙抬头”，古人将其作为万物复苏的标志。
有学者将商周古文字中“龙”的形象与东宫七宿星图比较之后发现，如果以房宿距星作为连接点而把七宿诸星依次连缀，其所呈现的形象与卜辞及金文“龙”字的形象完全相同。
一些学者相信，中国人所崇拜的“龙”的原始形象，实际来源于“东方苍龙”星象，崇拜的缘起则在于它对于先民重要的授时意义。《易·乾》爻辞中对“龙”的阐发，就是苍龙星座在不同季节呈现在星空中的模样。这条巨大的“东方苍龙”，年复一年地高悬在夜空中，烛照大地，每个中国人抬头都能看到，久而久之，便成为华夏民族的信仰和图腾。
闪烁不定的火炬的亮光显示出正在进行的事情；从那投射在漏壶刻度的光线，我们可以看到天文学家们正在选择四颗恒星；当时，这四颗星正位于天球赤道的四个等角距的点上，但是，它们注定要用它们的移动来为后世说明，这幕场景发生在四千多年以前。
告成天文台最早是周公建造的观星台，位于中国河南省登封。这个观星台有悠久的历史，从西周开始到元朝的初期。元朝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1276年将它重建成一个巨大的天文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天文台。
四千多年以前的历史，并没有成为历史。虽然我们不再为一颗星星的变动感到紧张，但古人们在时间的长河中通过仰望苍穹的积累得来的对天的认识，依旧牢牢交缠在中国历史的脉络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性格、文化乃至社会架构，塑造着华夏民族的世界观，从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切，并将继续影响下去。
在这几千年的时间里，日月星辰始终照耀，指引着中国人。让我们从古代走到现代，看见文明，看见未来。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古代人类观测日、月、天象，制定历法，影响文明发展。今天的天文研究，向遥远深空延伸，对宇宙的探索也启发着我们进一步的向前发展。
刘宝金，男，满族，1970年3月出生，字：宇贤，法号：释恩，单字，善。河北滦县人，大学文化。现任：河北省分会会长、常务理事、中华周易名家排行榜前五名，并个人经营佛像用品公司，现供职“德慧佛堂”，任职堂主。
1990年开始深研易经，所研究涉及易经诸多领域，八字、六爻、奇门、风水等。1998年开始从事易经专业预测工作。并将所研习的国学文化及佛法与易经巧妙融合，探索出一套独特运行思维模式的异向同步全息流行卦法，结合天地人三才之关系，以己卦判定他人或事，而不需求测者提供任何信息。并擅长纯用易经卦象推衍人事，具有浑厚的易学功底和多年实践经验的积累。二十年服务的客户、指导的企业不计其数，现常年为多家知名企业提供专业咨询，客户遍布海内外，并深受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主要从事业务：取名、易名、风水布局、预测咨询、八字合婚、择日择吉等。生平之愿，为更多的有缘之士趋吉、避凶、指点迷津，并祝所有的有缘人道高德重、福慧双修。
幼年时受祖上影响，刻苦专研中华传统文化，承祖上衣钵、智慧过人，理解领悟能力极强，参透儒释道精华所在，现从事传统文化推广，并做实业经营（矿山、酒厂、佛像用品等），以“孝、德、善”为做人准则，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资助了众多生活贫困的人。学术专著《刘公风水论》社会活动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东北易学大会文学作品《不后悔》、《春 醒》、《滦河石雕》、《母 魂》、《人生无悔》《善 路》、《思 雨》、《谈 龙》、《天 骄》等个人爱好"琴棋书画剑，诗歌茶酒花"、儒释道、四书五经、传统国学经典。
